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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茅台重磅公告！事关275亿元特别分红******

　　贵州茅台的特别红利即将兑现！

　　12月20日晚间，贵州茅台公告，2022年度回报股东特别分红实施，股权登记日为12月26日，除权(息)日、现金红利发放日为12月27日。每股派发现金红利21.91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275.23亿元。

　　用1个月时间分红到位

　　11月28日晚间，贵州茅台公告回报股东特别分红方案，12月14日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方案，再到12月20日公布实施公告，特别分红方案实施历时不到1个月。

　　贵州茅台将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21.91元(含税)，这一特别分红方案在贵州茅台发展的历史中尚属首次。国泰君安发布研报称，自2015年起茅台现金分红比例均超过50%。此次若考虑年中分红272.28亿元，则贵州茅台2022年全年分红将达到547.51亿元，占2021年净利润的104.37%。

　　对于此次分红方案，投资者持不同态度。有投资者表示，今天贵州茅台每股下跌了58元，相当于市场已经除权了，而每股逾21元的分红在高价股的波动中掀不起太大波浪。

　　不过，也有投资者表示，每股超21元的分红也不少了，一手就可以分到2000多元。

　　贵州茅台提示，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对于特别分红的目的，贵州茅台称，一是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需要；二是在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和长期发展不受影响的前提下，加大现金分红力度，提振市场信心；三是积极回报股东，与股东分享公司发展红利，增强广大股东的获得感。

　　今年第二家派发特别现金红利的公司

　　此次贵州茅台派发特别现金红利为其历史上首次，也是今年来A股第二家派发特别现金红利的上市公司。

　　今年4月29日，中国海油也曾宣布实施特别分红，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派发特别现金红利每股1.18港元(含税)，A股股东股息以人民币支付，每股派发现金红利1.00699元(含税)。中国海油当时公告称，此次派发的股息包括2021年度末期股息及香港上市20周年特别股息。

　　公开资料显示，在A股市场上，新华保险、中国平安、中国太保、中国神华、白云山等上市公司也曾派发特别现金红利。

　　分析人士指出，A股历史上派发特别现金红利的上市公司以国企和央企为主，贵州茅台此次大手笔派发特别现金红利为上市公司树立了标杆，不排除其他国企和央企也有类似提高分红比率的动作。

　　如何判断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能力？上交所此前公开发文称，虽然定期报告中的现金流量指标并不能完全代表上市公司分红时可支配的现金金额，但是一般理解，公司的分红能力还是取决于经营质量和可以支配的现金流。因此，现金流量指标不宜直接作为判断公司分红能力的刚性量化指标，但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参考指标，是对上市公司分红能力的侧面印证。

　　证监会主席易会满称，2017年至2021年，我国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超6万亿元。下一步深化资本市场改革，仍须进一步增强上市公司价值创造能力，提升行业机构专业能力，实现实体经济发展、上市公司质量提升与投资者回报增长的良性互促。

中外专家建言平台经济反垄断 吁规范“市场守门人”******

　　(经济观察)中外专家建言平台经济反垄断 吁规范“市场守门人”

　　中新社北京12月21日电 (记者 王恩博)随着平台经济在全球范围内崛起，由此滋生的一些平台垄断行为侵害消费者利益、影响公平竞争，也引起各方警惕。

　　近日在北京举行的一场学术研讨沙龙上，多位中外专家表示，数字经济为大众生活带来了巨大便利，各国监管机构对其发展一直采取审慎包容态度。但未来相关领域要实现增强创新活力、降低市场进入壁垒、避免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目标，还有诸多重点问题需要关注。

　　德国曼海姆欧洲经济研究中心院长、德国反垄断委员会成员阿希姆·瓦姆巴赫(AchimWambach)所著《不安的变革：数字时代的市场竞争与大众福利》一书近期在中国出版。该书关注的正是如何在发挥市场经济作用前提下，通过竞争政策规范数字化变革中的企业行为，并最终增进大众福利。

　　瓦姆巴赫表示，在强调竞争的经济政策指导下，德国规模前100大企业的营业收入占GDP比重在过去几十年中持续下降，有效保护了中小企业的生存、稳定了就业。

　　但他也坦言，数字化变革对这种稳态构成了冲击，领先科技企业的市场份额持续扩大，并在不断大量追加研发支出，不断拓展创新边界并扩大自身优势，市场集中趋势不断加强，且存在企业滥用市场势力损害大众福利现象。对此，德国和欧盟的应对方式是完善反垄断法律法规和开展国际合作，推出GAIA-X等欧洲数据平台等。

　　值得注意的是，欧盟委员会近日公布了《数字服务法案》及《数字市场法案》草案，旨在明确数字服务提供者的责任并遏制大型网络平台恶性竞争行为。

　　德国政府宏观经济顾问托马斯·费泽介绍，《数字市场法案》草案将大型平台企业称为“市场守门人”(Gatekeeper)，因为其具有制定市场准入门槛的能力，并针对这类平台提出了“守门人法规”。此前欧盟相关法律法规制订和执行都耗时较长，此番立法体现出对提升执法速度和效率的追求，并力图在动态和静态效率之间取得平衡。

　　规范平台经济竞争模式，中国亦动作频频。如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针对互联网平台企业作出更多细化规定。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竞争法中心主任、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黄勇表示，反垄断法初衷是防止市场上出现排除、限制竞争的垄断行为，在数字经济中实现这一目标，关键在于认识数字经济领域的反竞争效果，其中有两个重点、难点问题：一是对数据属性和意义进行明确；二是结合相关市场的界定认识反竞争行为的发生场景。

　　在司法部政府法制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富成看来，公开透明、公平竞争、可预期、无歧视的营商环境是需要国家提供的制度公共品。但电商平台企业特别是超大规模的电商平台企业承担了对平台上众多市场主体的治理功能，也要在电商经济制度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协同培育平台间和平台上的良好商业生态。

　　中国信通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监管研究部主任李强治亦指出，平台企业一系列新的经济社会角色使其在生态治理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大大提升，政府直接治理所有市场主体的传统模式不再适用，构建政府与平台协同的多元治理体系应是未来平台经济治理模式设计的主要方向。(完)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